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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厕所革命”的30年故事

人气: 发布时间:2019-06-28
摘要:2015年5月24日,在第7届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展览会上,旅游厕所展品成为1大亮点。 1986年,他开始当记者。 剧变中的京城,新信息如喷泉,很多记者喜欢跑会

2015年5月24日,在第7届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展览会上,旅游厕所展品成为1大亮点。

  1986年,他开始当记者。
  
  剧变中的京城,新信息如喷泉,很多记者喜欢跑会场。而他和几个哥们儿却从1993年起,忙着“跑厕所”,调研“臭不可闻”的民生课题,着迷“公厕革命”,并将其定位为“文明工程”。
  
  坐在北京广渠门大街90号4楼办公室,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履行会长兼《文明》杂志社长、“中国公厕研究第1人”娄晓琪,常想起当年在《北京日报》工作的时光。
  
  “鼻子就是通往厕所的路”:“中国的美味佳肴享誉全球,中国的公共厕所却是臭名远扬”。上世纪8910年代,这些有关中国厕所的“流行语”曾让国人汗颜。娄晓琪记忆犹新。
  
  从那时起,中国开始喊“厕所革命”,距今已30多年。这期间,中国经济快速发展,城市迅速扩大,新农村建设突飞猛进,但厕所这个小问题仍然在困扰着国人。
  
  而今,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及农村的“厕所革命”和国家旅游局提倡的“旅游厕所革命”,“厕所革命”这个1度被遗忘的词,再1次强势回归人们的视野。
  
  这1次,中国能否完成30年前已开始的“厕所革命”?能否找回被国人遗忘的“厕神”?
  
  30年“厕所革命”,仍未完成
  
  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。
  
  那时,不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,如厕这件事都是1个挑战。当时的厕所条件简陋,基本是无隔挡的集体上厕所模式,几堵围墙,1排蹲坑,臭气熏天。胡同巷子的人家共用1个厕所是常事,冬季尿液结冰,夏天臭味弥漫,附近居民戏称通往厕所之路为“尿尿路”。 

 

《失“厕”》蒋跃新/作(新华社发)

于2015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的浙江杭州城北体育公园1个4星级公厕。(资料图片)

  当时外国人来中国上厕所的体验就是4个字——哭、笑、叫、跳。哭,恶臭让你泪流满面;笑,众人1起蹲坑,面面相觑;叫,夏日里厕坑里的蛆不停蠕动,让人惊叫;跳,脏水弥漫,立足之地甚小,跳跃着上厕所。即便这样,能及时遇上空位还是件荣幸的事,很多公厕外1到早晚高峰期都排着长龙。
  
  为了解决这1为难,借助1990年亚运会举行的东风,北京展开了1场浩大的厕所整治行动,即“厕所革命”。据统计,从1984年到1989年,北京共新建、改建公厕1300多座,改建通下水道的溢流粪井1000个,扩大公厕面积1.6万平方米,增加坑位3300个,6000多座公厕基本上实现了水冲。全国很多地方也紧跟北京步伐,包括在广大农村,也积极推行符合当地环境的卫生厕所,比如山东的“3通沼气式”、河南“双瓮漏斗式”、辽宁的“4位1体6栅式”、宁夏的“双高式”、江苏的“3格式”厕所等,中国的厕所问题开始有了减缓。
  
  而在国外,同期,菲律宾政府鼓励在城市建造带化粪池的水冲厕所,并在1982年至1990年分期实行农村厕所改进计划。1985年,基于日本著名旅游观光点没有公厕,或即便有公厕也龌龊得没法使用的状态,日本成立了著名的“日本公厕协会”。
  
  到了上世纪90年代,城市扩大,人口增长,厕所仍然在拖后腿。
  
  目击这1切的娄晓琪告知本报,虽然那时厕所问题凸显,大家却都不愿意谈这事,由于中国人自古只重饮食,而对“出口”之事却不怎样理睬。
  
  这位长相年轻的北方汉子,28岁时就被朋友戏称为“掉厕所里的娄晓琪”,开始执着于厕所这个看似为难的问题。他开始找很多人去谈厕所问题,但大家反问他:厕所不臭哪臭啊?好像中国的厕所本就该如此。娄晓琪就继续问,那能不能让它不臭?1个清洁工回答说:不能啊,由于它设计不公道。
  
  1语惊醒梦中人,娄晓琪忽然开了窍。中国的厕所历来没有斟酌过设计,人们普遍认为,“人民大会堂、军事博物馆需要设计,而厕所不需要”。更重要的是,厕所的建设没有任何计划和标准,这也就意味着没有甚么制度或法律法规作保障。“没有标准规定,也就不会有人想到这个问题,只有严重时才会有人提及。”娄晓琪无奈地摇头。
  
  1993年3月,娄晓琪牵头的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,对北京长时间存在的公厕问题展开调研(详见本版文章《我所亲历的“厕所革命”》)。以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公厕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的计划研究课题,在中国是第1次,在世界也是罕见。他们发现了问题的关键——运作机制掣肘、经济发展水平制约、社会文明意识缺点和城市计划建设管理观念滞后,并在《北京日报》等媒体展开讨论,发起“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”。
  
  新世纪以后,中国城乡“如厕难,难于上青天”的状态已基本解决,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,截至2014年,中国卫生厕所普及率已从1993的7.5%提高到了76.1%。但如娄晓琪所言,厕所仍然是我们基础设施的短板,关键是观念和意识问题。在很多城市,厕所建设还没有纳入城市计划环节且整体技术利用水平落后,卫生水平不高,水电耗费严重。而在广大农村,特别在北方农村,仍以搜集式旱厕为主,很多不合格、不卫生。另外,公民文明如厕的意识还有待提升,如厕不文明致使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时饱受诟病。
  
  5千年文明,被遗忘的“厕神”
  
  “厕所革命”虽然是最近30多年才提及的新词,但中国的厕所文化却渊源流长。5千年前,西安半坡村的氏族部落,不知谁刨了1个土坑,那就是中国最早的厕所。
  
  有关厕所最早的书面记载出现在西周,《仪礼•既夕礼》曰:“隶人涅厕”,即奴隶挖坑厕,主人负责填满,循环往复。可能为了减少挖坑的频率,年龄时期,奴隶将坑挖得很深,1般“垣高102尺以上”。秦汉时期,厕所开始改进,出现了蹲式和坐式,划分男女厕所,两个左右并列,其中1个便坑前有尿槽,另外一个没有,尽显现代风格,而且还出现了最早的水冲坐式厕所。除花样多,为了既养猪又积肥,较为普遍的是厕所和猪圈并排而建。
  
  到了更加开放和繁华的唐朝,有了专司厕所的宫庭官员“右校署令和丞”等。宋朝,厕所也跨界到商业范畴,由于农田施肥的需要,出现了专门经营“粪业”的人——“倾脚头”。
  
  明末清初,城市公厕变多了,却开始收费了。清嘉庆年间,若想进公厕,“入者必酬1钱”,虽会附赠两片手纸,还有免费书籍供浏览,并广告此处乃“洁净毛(茅)房”,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“当道中便溺”。直至清代末年,朝廷开始制止随地便溺,使得上述情况稍有改良。
  
  民间还有“厕神”的传说。“厕神”的源头,据传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。而民间比较流行的“厕神”又名紫姑,来源于南朝宋刘敬叔的《异苑》。书中记载:紫姑是个美丽的小妾,但彪悍的正室对其羡慕妒忌恨,“每以秽事相次役”,使孱弱的紫姑终究劳死在厕所中。天帝怜悯这个可怜的姑娘,便以其去世地点封她为“厕神”。但“厕神”却是不管厕所的,而是“能占众事,卜未来蚕桑”。唐宋时期很盛行元宵时节“迎厕姑”,或许是由于以后的“当道中便溺”,使得紫姑无处降落,又不似日本的“厕神”管生育和发财,这个风俗逐步退出了元宵节的例行节目,“厕神”紫姑也逐步被国人所遗忘。
  
  我们的“厕神”在殒落,西方却逐步用技术开启了19世纪的“厕所革命”:40年代,汉堡出现了用河水冲洗管道的下水系统;50年代,伦敦出现了世界上第1个抽水马桶的公厕。而那时的中国,紫禁城里根本不知世界还有抽水马桶这件事,只知道会有粪车从“后门”出没。中国农村的厕所基本就是“1个坑,两块砖,3尺土墙围4边”。
  
  未来:如何延续厕所文明?
  
  中国有5千年的厕所文明,为什么如今会频现厕所问题?难道只因1个传说中的“厕神”被人淡忘就使厕所文明消失了吗?
  
  “固然不是。中国是农耕社会,尊重农业生产是最基本的社会共鸣。过去皇上也是农民,也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,皇家的便溺也是要拉去郊区进行施肥。中国的农民,撒泡尿都得跑自己地里。”娄晓琪说,“但过去人与自然是1种融会的和谐状态,这个问题不突出。现在经济和城市的蛮横发展,打破了这类自然的融会。因此厕所问题是复杂的发展问题,是多层次的融会性问题,需要系统解决。”
  
  因而可知,“厕所革命”不单纯是厕所建改与资金投入问题,它更是对人的尊重,对妇女、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关爱和时期文明发展等系统性问题的1部份。1座厕所的设立,触及到城市的管网计划问题,包括上下水工程,很多地方先天不足,却不想从根本上改变,由于他们还未将厕所建设作为新区建设的标配。
  
  而1些已建起新式厕所的地方,却不重视管理,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,完全背背厕所运营“3分建设、7分管理”的原则,致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。在新技术利用上,我国厕所的整体水平依然比较落后,“节水厕所”等国外最新技术也未得到广泛利用。
  
  曾为了看透厕所问题去读研、读博的娄晓琪,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。他认为,首先,观念上要重视,相干体系制度要设立,要具有前瞻性。各地应着力把厕所建设作为民生工程、惠民工程,将其纳入城市建设、城镇化、新农村建设等整体计划当中,作为新时期的文明工程,作为新建城区的重要指标。同时,重视厕所设计与城市计划的有机融会。其次,注意基础性,借助卫生城市、文明城市建设等平台,构成厕所建设和管理的高效、长效机制,其建设应与环境相适应,不可豪华,但不可简陋,以干净和与环境相匹配为基本准则。再次,厕所运营模式也能够有新探索,特别是在建设资金张罗等方面,应鼓励多元参与,既保证厕所的公益性质,又确保建设保护的可延续、长效化、机制化。
  
  固然,“厕所革命”也是个技术活。我们还需紧跟时期潮流,不断创新技术,积极采取新技术、新材料来建设厕所,推行真正因地制宜、节能节水、可循环运转的新型厕所。
  
  前世界首富比尔•盖茨的马桶计划或许是个很好的启示。2011年,盖茨基金会启动了他的“马桶重建计划”。这1计划面向全球约2.6亿没有下水道系统可用的人们,旨在通过技术升级,建设不用上下水,不用接电,建造、运作和保护总费用人均逐日几美分的马桶,以提供低廉、卫生、可延续的如厕服务。
  
  目前这1计划也在中国展开。从2013年开始,盖茨基金会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主办厕所创新大赛-中国区(ReinventtheToiletChallenge,RTTC-China)项目,大赛组委会也与政府部门进行了联合,商务部、科技部、卫计委等部委代表是其指点委员会的成员,交通部也参与其中,期望能将成熟技术加以利用。大赛面向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、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、非政府组织(NGO)等法人单位征集创新提案。2014年,清华大学等团队的提案取得研发资助金,将进1步完成推行利用前的可行性实验。
  
  30年后的今天,“厕所革命”依然在路上,向着城乡更偏僻、更分散、更底层的角落挺进。
  
  链接
  
  中国厕所简史
  
  距今5千年的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遗址里发现的1个土坑,被视作中国厕所的起源。
  
  周朝,厕所被称为“井溷”。“溷”原专指猪圈,至秦汉则兼猪圈与厕所两重含义。
  
  古时对厕所的重视,起于秦汉,盛于唐宋。
  
  秦汉时,厕所分蹲、坐两式,辨别男女,并有隔断。汉朝尤其重视隐私和使用的方便,并增加了透风设计。唐代专设“司厕”的官员。进入宋代,汴梁等大都市的公厕已具行业性质,有专人管理。清嘉庆年间出现了收费公厕。
  
  新中国成立早期,全国上下建厕所、管粪便、除4害。
  
  上世纪80年代,以准备亚运会为契机,中国拉开“厕所革命”序幕。主要从卫生防病角度入手,以改变厕所“数量少、环境差”的现状为目的。
  
  90年代,在厕所质量上的要求不断提高,公厕的配套设施不断完善。
  
  新世纪,厕所的设计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关注。材料环保、节能节水的理念开始成为共鸣。“厕所革命”被各省市纳入旅游发展计划,成为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举措。

  此文原载于:人民日报海外版(2015-08-01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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